在那个炎热的城市,我抢回一个肺

2000年底在重庆,我的身体逐渐变得很轻。那是一种有些奇怪的感觉。

那时,我在报社做夜班编辑,隔两天要熬一个通宵,清晨在白蒙蒙的天光下回家,头和脚步都是飘的。这样过了几个月,身体需求越来越少,饭量下降,性欲也几近消失。有时候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,似乎就此消除了肉身的负担。

但这也意味着,身体能承担的越来越少。爬上租住的五楼觉得很累,赶不上身前的老年人;从住处爬一段叫做十八梯的石板路到报社,更是费时良久,要在途中歇几次,让落后的呼吸跟上来——甚至呼吸本身,似乎也成了很大的负担。

有时我站在十八梯半截的坡坎上,远眺重庆的暮色,觉得离开了脚下的地面,到了没有重量的地方,像一个天使。

春天来临,我到南岸区郊外远足。离开公路,走到一片半坡盛开李花的树林,躺在铺满花瓣的地面,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鬼》。李花单调的白色无处不在,让我想到撒遍路面的盐粒,这也是在陀氏书中出现的意象。

我看了不短的时间,头有些昏,背部发凉,就起身拍掉花瓣,走出小树林。迎面的阳光打在额头上,似乎暴烈得难以承受,我顿时头晕目眩,心里一下子翻腾起来,要有什么东西止不住喷涌而出。

是血。

一大口血。我从来没见过的,从我心头喷出的鲜血。接着那种感觉又来了,吐出来第二口,喉咙有了甜腥的回味。那是一种让人恐惧又含着诱惑的甜味,让人想放弃,服从一吐了之的冲动。

我开始下坡往公路小跑,半路上又吐了第三口。这次才感到自己处于一种生死限界——如果第四口再吐出来,我必死无疑,因为接下来的喷涌可能会无可遏制。

我的生命取决于能否忍住心头的重量,遏止这个过程。眼下必需到达公路,才有活命的可能。我忍住心头的冲动,赶到了公路,坐上了一辆中巴车,车上忍住了一次呕吐的感觉,似乎是咽进了心里。不可思议的是,我真的忍住了,一直到家都没有再吐。

我可以活下来了。

回想起来,这场病似乎和我手中拿着的陀氏的书有无形关联,书中不乏肺结核患者的形象。我还想起鲁迅在韦素园床头看到陀氏画像时,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。

韦氏后来正因肺病早死。

2

似乎所有危险都被放在开头,我治病的故事平淡无奇,甚至没有再吐过一口血。

先是去大医院检查,拍胸片认为是肺结核,随即按照最传统的路数,我被转诊去了结核病防治所。它和几所大医院不一样,处在很偏僻的大渡口区,每次我从市中心出发,坐公交去那里要花一个多小时。结防所的房子很陈旧,让我想起少年时身处的乡镇卫生院。看病的人不是很多,似乎这种病也和这里的房子一起,变得偏僻陈旧了。

在那个炎热的城市,我抢回一个肺“我被诊断为右上肺浸润结核,短期是别想治好了,必需半年以上,但还好不是耐药性。”(图:东方IC)

经过检查,我被诊断为右上肺浸润结核,中期。相比于当初吐血的凶险,这似乎是个不好不坏的结果,短期是别想治好了,必需半年以上,但还好不是耐药性。

医生强调“坚持按规律服药”,如果坚持得不好,转成耐药性,事情就不同了。怎样不同,医生没有明说,但语气和神情却让人意识到,一定不能去试探那个界限。

相比起治疗急性发病的“一线药”链霉素,我服用的是二线药物:雷米封、利福平,加上维生素B6和护肝的肌苷片。但这比服用针对耐药性肺结核的三线药物,还是要强一些,就像我的病情一样,处于不好不坏的位置。过了两个月,换了一种药物,仍旧属于二线药,这说明我肺里的杆状病菌还没有来得及产生耐药性。

这些药当然不好吃,但我严格按照穿白大褂的医生吩咐,当作每天的饭食一样按时吃下去。

那段时间,我常想起自己的一个小学同学,王德江。

王德江留在我脑子里最后的形象,是穿着一条短裤蹲在县城老龙潭河边,怯生生地往身上撩水。当时我们一堆人去游泳消暑,他因为得了肺结核不能下水受凉,只好如此过一下瘾,看着我们在潭中尽兴。虽然他脸上还是笑嘻嘻的乐天表情,和我们开着玩笑,消瘦的身子和有些浮肿的脸却让我担心。

听说他读初中后时常咳血,又没有钱好好治病。因为没有钱买菜,还不肯放弃吃辣酱。以后过了两年,听说他休学回老家,在土屋里过世了。死之前半年买不起药,自己弄些草药吃。

那段时间我知道了不少结核病的名词,譬如桶状胸,窗口期。开始治疗半个月之后,我的病情告别了窗口期,理论上可以正常和人说话交往,但遇见同事朋友,自己还是觉得忌讳,就尽量不出门。还了解到结核并不止肺结核一种,淋巴结核和骨结核都远为凶险。我得的浸润型结核,像它的名字透露的,并不好治,但相对温和。

在结防所,我看到过因为家境断续服药产生耐药性,浑身消瘦的农民,也见过胸部鼓起像一口木桶的青年。在和旁人的比较中,我渐渐开始有了一种庆幸感,更不敢浪费机会。

除了西药,靠着爸爸在老家当医生的便利,我请他开了护肝养肺的中药方子,在重庆的药房抓药熬好服用。中药的味道甜,西药苦,但入口的难耐是一样的。

那半年,我体会到了“吃”药的含义。一片药吃下去,舌苔和胃液逃不过任何一种味道,和通常入口的养分如此不同,完全违背生理的意愿,甚至引发身体暗中的痉挛。也许幸亏有了爸爸的中药,胃口得以维持,肝功也没有严重损害,我想这是自己在吃药的“马拉松”当中维持下来的一个原因。

定期的拍片和查肝功,成为身体的另一项必修课。每次坐公交去结防所,站在暗室中那台看似陈旧的机器面前,把胸部贴上去,我总像判决未卜的受审般紧张。

结防所附近有一座动物园,有时我拿完了药就去转转。感觉自己和那些被禁锢的动物一样,把握不住自身的命运。

在X光片上,我肺部的阴影像一片湖水一样慢慢被吸收,到后来阴影变成了钙化灶,但并没有完全钙化。八个月之后,医生告诉我可以结束疗程,在我的病历上写下了“硬结痊愈”的字样,痊愈固然是好词,前面的“硬结”字样让我直觉地感到不舒服。询问之下,说没有彻底钙化,但一般也不会穿破,休养得好,慢慢会继续钙化。眼下继续吃药也不合适,会损伤肝功。我就这样带着一丝犹疑离开了结防所。

治疗的效果,我大概算不上优等生,但在治疗的认真上,我尽了力。

其中当然也有妻子的大量付出,开头的自己买罐子煎药,几天熬一锅鸡汤,窗台挂上绿萝之类。在以后分手写下的一首诗里,我回忆说,“在那个炎热的城市/我欠下了你一个肺/也就是半条命”。

3

病假结束后,我的工作换成了白班,除了劳累时的隐约胸痛,身体在逐渐好转。心却没有回到从前,似乎那几口血,喷出了往昔的什么。

这一年我接近三十岁,生了这场病,生命变得不一样了,履历中划下了某条界限。死亡从地平线上遥远的雾霭,少年强说愁的想象,似乎春天轻薄柔软的李花,变成了逼在眼前的事情,洒满道路的坚硬盐粒。那一刻在树林下的关头,是我与死亡初次照面,从此拥有了这个隐形伴侣。我想把这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写出来。

在那个炎热的城市,我抢回一个肺

接下来的夏天,重庆按照惯例笼罩在潮湿的炎热中,每天傍晚之后,我在一台电风扇下开始写作生平中第一部长篇小说,题材是唐代诗人和他们诗歌的生死,从患肺结核病死亡的李贺开始,到同样是在重庆一带染上肺痨,漂泊潇湘而逝的杜甫,以致其他敏感又承受生死分量的诗人。

似乎只有把这些诗人们的经验保存下来,我才得到了某种安心,不至于再次面对死亡时心内茫然,两手空空。

以后的多年中,硬结的病灶慢慢吸收,终于等到某次体检的时候,被医生误认为是“爱抽烟”。我感到复发的危险慢慢离开我,却仍旧担心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回来。我不再想要逃避人生的重量。

以后的采访生涯中,我见到过几位乡村深处的结核病人,大都是多年反复,劳作艰难。渐渐知道它并不像我在结防所感到的那般冷落偏僻,倒是正在卷土重来,只是在新时代褪下了“文艺病”的外套,换上了穷人的衣服,隐匿到乡土深处。在骨子里它并不浪漫,倒是一种势利的疾病。

或许,它仍潜藏在我肺叶里的某处,像木头里残留的一束菌丝,等待发酵的机会。我需要警醒,终身与它的征兆相处,虽然时常忘记这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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